linfangsh

　　近年来，“国学热”、“传统文化热”之说屡见，一度有星火燎原之势。其实，身为炎黄子孙，传统文化对每个中国人的影响都是既潜移默化又无时不在的，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加，传统文化或许已经走上复兴之路。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载体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为传统文化的复兴而欢呼雀跃之前，更首先应该潜下心来，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一番深刻的梳理和检视，批判也罢，反思也好，其目的都在于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够真正与当代社会产生良好的互动。循此出发，笔者以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首先应该立足于对传统文化不足之处的理性思考，这也是知识分子的首要职责所在。如此，笔者亦不揣浅陋，试图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不足之处作一概括。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之处，笔者暂概括为以下三点。

　　其一，学术以服务于现实政治为主旨，缺少对知识、对真理、对本体的终极追求， 笔者以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大的弊端所在。换言之，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缺少对真理、知识的敬畏，也缺少以真理、知识为衡量标准来判断事物、社会是否具有合理性，而把一切皆归于是否有利于现实统治秩序为转移。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非常关注现实社会的。宋代名臣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但稍加审视即可看出，范氏所论的前提是投身仕途，即只有先入仕、成为统治者阶层中的一员以后，即范氏之“忧天下”必须借助于政治层面的力量才能实施；而顾氏所论针对的是明末王学兴盛以后的学界空疏之风，提倡做学问者不能脱离现实社会，遗憾的是，顾氏所提倡的这种学风在入清以后就受到政治高压的限制，不得不转向为以文字训诂为主的乾嘉考据学风。
　　事实上，早在号称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时期，知识分子就已经体现出为王权、为政治服务的总体倾向。先秦诸子是我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诸子之间彼此争鸣、互相论辩，争了个不亦乐乎，但诸子基本一致的信仰已经是学术为政治服务、入仕为学以致用的最高目标。当时虽然也有庄子视功名富贵为累赘，名家津津乐道于逻辑名物之辩，但这类观点不占主流。以当时的两大显学为例，儒家宣称“学而仕则优”，墨家也说“以学干禄”，都以入仕为首选。当然，在战国割据的特殊历史时期，诸子还保留着人格上的相对独立性，道不同则不相为谋，君王如果不用自己的主张则另谋去处，但从根本而言，诸子著书立说都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平治天下的良策，所以，学术服务于现实政治的传统在先秦时期就已经砥定。至于后世科举制出台后，知识分子仅有的一点相对独立性也被剥夺殆尽。
　　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即在于自先秦以来，知识分子没有像西方那样确立起对知识、对真理的终极性追求。一个真正理性的、真正关注社会现实的知识分子，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论证现实世界合理性的高度，更不该去一昧的迎合、粉饰现实世界，而应该以知识、真理为最高依据，对现实世界进行永无止境的否定和批判。由于先秦以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象西方那样确立起对知识、对真理的永恒追求， 也即意味着未能确立起超越王权之上的、形而上意义上的本体论追求，从而也就失去了揭露和批判现实世界的理论武器，而只能寓知识、寓真理于现实社会中，或者说寓知识、寓真理于王权社会中。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的关注是虚幻的，非理性的。
　　如果要进一步探析传统文化缘何缺少对知识、对真理、对本体的终极追求的原因，那将是一个更困难、也更有意思的问题。笔者以为这最终将落实到物质层面，即北方中原地区及与之相适应的农耕文化，限于能力和篇幅，这里不再展开。但由这一特点出发，可以引申出传统文化的种种具体而微的不足之处，例如：学术失去独立性而日益政治化，成为政治的奴婢；学问，只有能售与帝王的，才有存在的可能和合理性，其余的只能称为旁门左道；论辩传统的衰微，既然学术的合理性是靠帝王来裁决的，那么知识分子之间的论辩自然失去了意义；自我反思和批判精神的普遍匮乏，这种反思和批判既不需要，也不允许；平等精神的消失，人类在知识、真理面前是可以萌发出人人平等的种子，但在政治权力面前则无可能。如此等待。

　　其二，传统文化以道德、人生哲学追求为最高要旨，这是建立在人性本善的理论基础上的，这当然有其积极面，但却漠视了人性的自私面，并将美与真理等同起来，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传统文化的虚伪性。
　　一般而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由于建立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所以特别注重人生实相、生活准则的探讨，从而将道德原则置于最高境界，生活实践的最高标准就是要体现这种道德原则，这也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在。这一学说是建立性本善的基础上的，并不是全无道理，但已经忽略了人性中趋恶的一面。
　　关于人性善恶的讨论，历代思想家都有涉及，但总体而言，性善论占了上风。人性到底是善是恶，这其实是个遽难回答的回答。笔者以为，单纯性善、或是性恶论都有失之偏颇的可能。例如从人的生物性看，人性中有恶的一面；从人的精神性看，人性中又有趋善的一面。如果把西文文化体系的前提看成是人性本恶，那么传统文化体系的前提无疑就是人性本善。自孟子首倡人皆有善端，即“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之后，性善论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当性善论将性恶论驱逐出思想舞台的同时，性善论自身也陷入了理论的困境。
　　这一困境是这样形成的：既然人性本善，那么人类所要做的就是充分挖掘这善的人性，只要把人性之善充分体现出来，世界就可以成为一个理想世界，至于其它的外在措施如法律、规范等，都是退居其次的。进言之，即使人性中有恶，只要借助道德的力量剔除这恶，世界同样可以成为理想世界。可事实上我们很清楚，人性中恶的存在是必然的，借助于道德的力量是无法将恶彻底剔除的，这也就决定了仅仅凭借人性之善是永远无法达到理想世界的。但传统文化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并死死地坚守道德可以剔除人性之恶、人性之善足可构建理想世界。为了证明这一点，传统文化还将道德原则置于最高境界，将道德与真理等同起来，即将真等同于善。
　　这种思想发展到极致就是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人欲就是人性之恶，灭掉人性之恶，剩下的就是人性之善，世界就是理想世界了。这套注定不可能实行实现的理论应用于现实社会时，就必然导致社会和个人的二重性，表面上，全体社会和个人都崇尚道德教化，以道德自律和道德追求为人生之最高目的，整个社会似乎都置于道德的有效规范和约束之下。实质上这一切都是表象，喋喋不休的说教正说明了道德对人性之恶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满嘴仁义道德、礼义廉耻的背后却是肆意放纵、全无忌惮。因而，理论上不承认人性之恶，现实生活中却不得不面对人性之恶，这就是传统文化中虚伪性的来源。

　　其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概念之一的天人合一理论，从思维方式层面看是一种一元化思维方式，属于非理性的、经验式的、直觉式的简单思维方式；从最后归宿看，天人合一的最终走向只能是人合于天、从属于天，不但人的主体性被抹杀，天的概念也被改造，成为维护统治者秩序的象征。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根本概念，大体而言，是认为天人本来合一，而人生最高境界，就是自觉达到天人合一之境界；天不仅是人的根本，而且是人的理想，天人合一的途径就是性，也即道德原则，人受性于天。总之，“天人相通的观念，是中国哲学尤其宋、明道学中的一个极根本的观念，不了解此观念，则许多思想都不能了解，而只觉其可怪而已。” 尽管如此，天人合一仍然是一种可值得怀疑的思维方式。
首先，天人合一是一种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天是天，人是人，这里的天是物质之天、自然之天也好，还是主宰之天、义理之天也罢，和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当然有着本质的区别。实际，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天人殊途的痕迹，郑国的大夫子产就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边，何以知之。” 至战国时期，荀子还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 但到秦汉以后，天人合一论成为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其次，天人本来是两个不相关的概念，两个不相关的世界，那么两者的相通必须要借助于中介概念，此中介概念在孟子那时就是“性”，在宋明理学那里就是“诚”，但不管用什么概念为相通的媒介，都无法得到实证，只能是出于一种经验式、直觉式的证明。第三，天人两个概念中，天其实是客观的、无意识的，天的所有道德属性、伦理属性都是人所赋予的，这使得天的属性可以为人根据需要而随意更改，将天打扮成统治者所需的那一种形象。
　　从最后的归宿看，为了把两个本不相干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硬性捆扎在一起，必须对天和人都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从人的角度看，必须取消取消人的主体性，否则天人无法相通，而人的主体性一旦被取消，必然导致人归结于天，把人从属于天；从天的角度看，必须树立起天的绝对权威性，才能让人完全从属于天，这一层面上的天人相通，已经异化为天君相通，或者说是天即君、君即天，人只是从属于天、从属于君的。天的绝对权威性的树立，要归结于宋明理学，即以理作为天的根本特质，并以理作为世间万物的根本。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历来以“达者兼济天下、究则独善其身”为座右铭，其中也体现天人合一的路途。达者兼济天下，当然是从修身齐家出发，再到治国平天下，这也是由人而天的路途，贯穿其中的纽带自然是道德；穷则独善其身，是指治国平天下既然已无可能，那么唯有实行转向，即转向自己的内心世界，以自己内心世界的安宁、平和为目标，最后的落足点还是道德。无论是由人而天，还是由天而人，知识分子都可以进退自如，或许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功劳，但既不能由此开拓出对天、即对外部世界的自然科学，又不由此开拓出对人、即对人之主体性的觉醒，从而萌发出现代科学与民主的种子，那么中国长时期地停留于传统社会也就必然了。
　　
　　梁启超先生曾说过:“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中华民族正是“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的伟大民族。 梁启超先生对中华民族的眷顾之心跃然纸上，但梁氏反思传统文化所达到的高度在近现代社会以来也是罕见的，这种精神在今天看来既是最可贵的，也是最缺乏的，这当是笔者尽管才疏学浅，仍以传统文化之缺为题试作评析的原因所在。

说明：本版有不少论西方文化的，这里发一篇关于传统文化方面的，以为充数之举。另，本文曾以摘要形式发于数典，约一千余字，现在发的可以说是完整版，还请版主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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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chCooL +1 属于非首发文章。 2008-11-10 17:07

看过楼主的文章关于传统文化的缺陷三点。

引用:

第一，学术以服务于现实政治为主旨，缺少对知识、对真理、对本体的终极追求， 笔者以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大的弊端所在。

中国古代没有学术，在专业术语上讲，那叫关门著书。传统文化中的“格物致知”是什么？楼主如此之说传统文化我认为是不妥的。

引用:

第二，传统文化以道德、人生哲学追求为最高要旨，这是建立在人性本善的理论基础上的，这当然有其积极面，但却漠视了人性的自私面，并将美与真理等同起来，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传统文化的虚伪性。

这个正式今天在社会中最最多见的啊，这个只不过就是传统文化的一中异化，不能完全说是传统文化的缺陷。

引用:

其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概念之一的天人合一理论，从思维方式层面看是一种一元化思维方式，属于非理性的、经验式的、直觉式的简单思维方式；从最后归宿看，天人合一的最终走向只能是人合于天、从属于天，不但人的主体性被抹杀，天的概念也被改造，成为维护统治者秩序的象征。

“天人合一”是董仲舒的经典论据，但是从汉地出土的汉简来看，董仲舒的观点未必在汉代有如此之大的影响，西周时期的“敬天保民”思想就是传统文化中，人性的精辟论证。

看了楼主的文章，小弟突然发现，传统文化不应该去如此批判，我们在要求时代革新，要求人们的思想都要进步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摧毁传统文化，而是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结构体系来表达他，让大众接受他。

[ 本帖最后由 RachCooL 于 2008-11-9 19:1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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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野草花

1、看了L 兄的文字，感觉到兄知识的渊博。兄的思想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2、文兄的见解也很独到，值得参考。
3、二兄，我也有部分论及中国传统哲学和佛、道、儒之学的文字，贴在“群英会”的前几版中。如两位有兴趣，可去参阅、批判。我希望从二位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

linfangsh

您说的很有道理。想声明的一点是，本人决非“摧毁”传统文化，而只是试图结合西方近代思维方式的角度，对传统文化作一番审视，或者说，反思可能更为恰当。既然是反思，那么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一面自然不提了，而只是涉及个人认为有所不足之。
对传统文化，我历来认为的是，国人无时无刻能离开传统，故传统文化无法丢弃。更何况，吾国文化能渊源流传至今天而不中断，其生命力显然可以傲视诸国。但我们也必须近代以来我们落后了，因此对传统文化的反观，正是希望看到有一天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

至于传统文化中的“格物致知”，这应当是认识论中问题，与我所说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相比，缺乏一种对纯粹知识、真理的终极追求。或许先秦时代的从道不从君、道重于君，可以看成这种态势，但学优则仕、以学干禄恐怕更是知识分子的终生追求。至于董子以后就更加如此了。

天人合一理念争论多多，如果严格而言，天人合一观点确实在是在董仲舒手里得到了极大改造，并从此成为维护君权的重要武器，在先秦时这种情况还要好一点。但不可否认的是，董子之所以能加以改造，说明先秦时代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提供了这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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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linfangsh 于 2008-11-7 20:47 发表
您说的很有道理。想声明的一点是，本人决非“摧毁”传统文化，而只是试图结合西方近代思维方式的角度，对传统文化作一番审视，或者说，反思可能更为恰当。既然是反思，那么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一面自然不提了，而只是涉 ...

兄弟所言“格物致知”，这个我们就要追叙回科学改变的解析了，总所周知，科学这一概念是54时期，才在中国开始出现的，在遥远的古代并没有科学连用，至于“科学”则是日本人的独创，为什么成为科学呢？因为叫“分科之学”，而中国人取日本人的翻译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工具之学“格物致知”中分科之学的理解。所以传统中国的知识建构是有科学色彩的。
至于董子主要还是要知道董子的学术来于孔家，但是其结合的思想概源于法与阴阳俩家。

[ 本帖最后由 文雅的青蛙 于 2008-11-9 09:1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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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fangsh

把科学理解为“分科之学”，我认为这当只是科学含义的一个方面。在更多时候，科学一词代表的是一种逻辑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一种主客对立式的、以大自然为研究对象的知识体系，一种可以通过实验得到结果验证、而非感司式无法验证的研究，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对兄所言“所以传统中国的知识建构是有科学色彩的”，并不敢完全荀同。
再说“格物致知”，在朱子处，有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天下万物终有一日可以格尽之说，
此时，理益愈明。王阳明则竹子不成，于是转向致良知，完全转向自己的内心深处。但即使朱子处，最多只能说勉强有“科学”之义，实际上与近代科学思维仍然有着本质区别。最大原因，恐怕在于朱子之格物的目的是发现“天理”，这是一个早就不证自明的、等级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理，而绝非格出自然界之理。
至于董仲舒，我个人也认为确实是有所偏离先秦儒家的旨趣，他的体系确实如兄言掺入不少法家与阴阳家之思想，但不可否认，他仍然是传统文化主流的重要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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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chCooL 金币 +10 回复认真，鼓励！ 2008-11-10 17:08

12222

中国文化把伦理强调到极至,忽略了人文关怀这样就导致了假话假事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