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潘金莲还要执着的水浒女人
众所周知，《水浒传》中有三大淫妇，继潘金莲和阎婆惜之后出场的便是潘巧云。相对于潘金莲和阎婆惜来说，潘巧云的偷人更是不可饶恕。尤其是对潘金莲来说，如果一比潘巧云的行径，那还有值得读者同情之处了。
水浒第四十四回，当杨雄的结拜兄弟石秀第一次见到他的义嫂潘巧云的时候，水浒的作者是如此“细细”刻画潘巧云的：
黑鬒鬒鬓儿，细弯弯眉儿，光溜溜眼儿，香喷喷口儿，直隆隆鼻儿，红乳乳腮儿，粉莹莹脸儿，轻袅袅身儿，玉纤纤手儿，一捻捻腰儿，软脓脓肚儿，翘尖尖脚儿，花簇簇鞋儿，肉奶奶胸儿，白生生腿儿。更有一件窄湫湫、紧搊搊、红鲜鲜、黑稠稠，正不知是甚么东西。
纵观明清小说，我发现，这段既色情，又不太下作，还略带戏谑和文人“情趣”雅致的描写，是古典小说情色刻画中的极品片段。虽然最后那句“更有一件窄湫湫、紧搊搊、红鲜鲜、黑稠稠，正不知是甚么东西”流于下作，但《水浒传》毕竟是明代小说，难逃明清小说色情描写很是露骨的窠臼，也是在所难免的。
尤其是，《水浒传》在成书之前，是说唱艺术的形式，即说书人所讲的故事而已，再经过文人的收集、整理和修饰，才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小说。于是，我们可以想见，说书人在台上念出上面那段有关潘巧云出场的风韵之时，台下该有多少男性听书者，心向往之，并被刺激得荷尔蒙、肾上腺急速涌动呀。这是古人男性消遣和娱乐的重要途径，好比今天东北二人转的黄段子一般。
可这段如此之黄，但又不失汉语念诵韵味的“段子”，不是“唱”潘金莲的，而是“唱”潘金莲的同姓，或曰同“性”小妹妹潘巧云的。
但是，如果仔细对照《水浒传》和《金瓶梅》，你会发现，本来是写潘巧云的这段“颂词”，却在《金瓶梅》中用到了潘金莲身上。《金瓶梅》的故事取材于水浒中潘金莲这一段，可算作水浒小说中的小说。据此可知，创作于水浒之后的《金瓶梅》，为了把潘金莲写得更淫荡一些，就把水浒中本来送给潘巧云的“颂词”，整体切割下来，安排在西门庆与潘金莲第一次偶然见面的场景之中。
换言之，在水浒中，西门大官人和潘金莲相遇的那一刹那，原本就没有这段非常好玩的“赞词”，而是把它用在了第四十四回才出场的潘巧云身上。总之，从水浒的笔法来看，潘巧云的荡妇形象更为作者所重视，因此才把这段“唱词”毫无保留地送给了潘巧云，而非我们心中古今第一淫妇潘金莲。
可见，从一开始，当潘巧云与石秀见面之时，读者就会强烈地预测到，这个女人恐怕要干出一番不亚于潘金莲的“千秋大业”。果不其然，潘巧云的偷人比起潘金莲，更为耀眼和疯狂，也更显得荒诞和偏执。
从潘巧云“正不知是甚么东西”的闪亮登场，到她被老公杨雄开肠破肚而亡，她似乎总在说这样一句话：老娘就是要偷人，没有任何理由，即便没有任何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偷人。只是到了死前的最后一刻，她才央求杨雄手下留情，似乎有了一丝忏悔，但杨雄不会给她机会了。
事情是这样的，在蓟州，杨雄作为外地人（河南人）被当地恶霸欺负，石秀刚好路过，就为杨雄打抱不平，两人结拜为兄弟。水浒上的男人，高兴起来都兴这一套，算是一种时尚。而潘巧云应该算是蓟州本地人，她先是嫁给本地的一个小吏，可惜两年之后，丈夫死了，就又改嫁给杨雄。而杨雄也是一个小吏——蓟州监狱的工作人员，并兼职做刽子手。当杨雄初识石秀的时候，杨雄与潘巧云结合才不到一年。
杨雄不仅一身好武艺，而且绝非武大郎那般猥琐不堪，况且工作干得非常突出，他一出场，就是拿着政府的奖励物资，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大街上，被人围观。按说，杨雄算是蓟州府的一个名人了，他个人还是有较大的男性魅力的，而且正值壮年（不到三十岁），又并非如宋江对待阎婆惜那样，总是以“革命事业”为重，杨雄顶多就是工作忙一些而已，经常要在大牢里值夜班，但满足潘巧云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以及她作为女人的脸面，应该是绰绰有余的。即便他工作再忙，也还是常回家的，绝非有意无意地让潘巧云守了活寡。
从各个方面来看，潘巧云的小日子，过得是相当滋润的。
可是，即便如此，潘巧云还是要偷人。而且他们结婚才仅仅不到一年。
当初，潘金莲之所以要偷人，《水浒传》和《金瓶梅》对她早年的苦难史有不同的铺陈，但嫁给武大郎的不如意，然后勾引武松的不成功，都是她偷人的相同理由。如果说潘金莲偷人还有那么一些“理直气壮”的话，那么潘巧云的偷人则完全是“无理取闹”和“无聊之极”了。
与潘金莲一样，潘巧云先是勾引“小叔叔”石秀不成功，才一不做二不休，有了外遇的。但不同的是，潘金莲是先认识武松，后认识的西门庆，而潘巧云则是早与石秀相见之前，甚至在与杨雄结婚之前，就结识了那个色胆包天的和尚裴如海。
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第一，潘巧云在第一次婚姻期间，就意欲与和尚裴如海偷情，却因各种原因，没有如愿；第二，第二次婚姻找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 郎君杨雄之后，她依然一如既往、我行我素地勾引刚认识不久的石秀。
可惜石秀与武松一样，都是顶天立地的好男儿，绝不会为此肉欲丧失人伦和天良。
如果不是石秀的细心观察，不是石秀对潘巧云的调戏和勾引保持着比武松足够多的警惕，那么他是无法发现潘巧云“偷和尚”的行径的。但潘巧云与裴如海的偷情，还真是安排得相当之巧——如潘巧云的“巧”一样。
当潘巧云与裴如海有了在报恩寺第一次精心安排的偷欢之后，为了保持长期“联系”，他们是这样安排的：如果杨雄上夜班，而且潘巧云确定他晚上不会回来了，那么就把一个香案桌子放在杨雄家后门，让打更的道人（和尚与潘巧云之间联络员）看到，然后这个道人就回报恩寺通知裴如海，等老裴来到后门口，让丫鬟迎儿来开门纳之，于是便可共赴此巫山云雨之会了；待天快亮的五更时刻，打更的道人再来到杨雄家后门，通过大敲木鱼和高声叫“佛”，让厮守在温柔乡里的裴如海从梦中惊醒，然后就可神不知鬼不觉地逃离现场了。
这个偷情方略可真是“巧”呀，更巧的是杨雄那倒霉的上夜班制度——据潘巧云对情夫和尚所言，她老公杨雄一个月有二十天值夜班，在监狱的办公区睡觉。我想，这恐怕是潘巧云偷情的唯一理由，即她老公与她同床共枕的时间太少，而她晚上恰恰需要男人，既然石秀这个傻小子不知趣，那就还是找两年前就结识的和尚吧。
潘金莲与西门庆偷欢成功之前，王婆曾给西门庆上过课，大谈男人搞外遇要有“潘、驴、邓、小、闲”五个优势。而西门庆正是有了“潘安之貌、性能力强、有钱、会赔小心、有的是时间”这五个基本条件，而且还有了所谓的一些客观有利因素，才一举擒获潘金莲的。其实，即便西门庆的条件差一点，甚至差很多，潘金莲也会上道的，因为潘金莲当时正好处于强烈需要男人的时候，而且她这一辈子似乎都处于这种状况中。
反观潘巧云和裴如海，没有王婆的淳淳教诲和穿针引线，他们却能够自学成才，无师自通，把事情做成了。而且，潘金莲偷情的第一条件是武松到外地出差去了，她才敢、也才有机会跑到王婆家里做成大事。而潘巧云在自己家偷情之时，石秀就住在杨雄家里，她也明知石秀是一个非常细心，并且嫉恶如仇、爱打抱不平的人。
可以这么说，当另一个“武松”就睡在自己家里、为自己的老公放哨，并严密监视自己的一举一动的时候，我们伟大的冒险家潘巧云女士，正在与情人裴如海先生，在如此危险的地方共举大业。如此高的风险，如此恶劣的偷情环境，潘巧云女士居然持续一个月有余。
可见，比起潘金莲的偷情经历，潘巧云可算是奇迹中的奇迹，英雄中的英雄了。
不过，这都是细节问题，潘巧云与潘金莲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偷的是一种特殊的男人：和尚，而后者偷的是普通的男人。和尚这类人在明清小说中总体上名声不太好，包括水浒，在谈到裴如海这种和尚时，有过这样的评价：一个字便是僧，两个字是和尚，三个字鬼乐官，四字色中饿鬼。而且还借苏东坡之口说道：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转秃转毒，转毒转秃。
姑且不论东坡居士对和尚有无这样的“高论”，我们只要知道，和尚在水浒作者的心中，是最为性饥渴的一类男人，也是最会伪装自己性欲的男人。这样看来，潘巧云偷和尚的“伟大精神”，比起潘金莲偷西门庆这个普通的“富二代”来说，更具有一种对性的真诚、崇拜和执着。
大抵，“良家少妇”与和尚的颠鸾倒凤，其强度和刺激性，无论对女人，还是对男人，势必要超过普通的男欢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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