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这份遗嘱中，陈诚竟然对当时流行的“反攻大陆”和“光复大陆”只字未提。究竟是陈诚病中的疏忽，还是他的成熟意见？不过，像陈诚这样一生处事谨慎、精明周到的政治人物，他亲口授人所记下的遗嘱，绝对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可诉诸纸面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伐名将叶挺离开寓居的澳门来到上海。国民党当局曾派陈诚等人去会见叶挺，想利用他在北伐战争中的威望，委任他担任国民党军的高官要职。但叶挺表示，自己不求高官厚禄，只求为抗战出力。
正在此时，中共代表周恩来来到上海。在潘汉年的安排下，周恩来与叶挺见了面。周恩来告诉叶挺，他正在与蒋介石谈判国共合作抗日的事，陕北主力红军改编的问题大体就绪后，下一步将谈判改编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的事。周恩来表示，考虑到叶挺或许是蒋介石能够接受的人选，因此希望他能够参与这支部队的改编，并出任改编后的领导人。周恩来建议叶挺，在适当的时候可向陈诚等国民党军政要人表示自己愿意领导这支部队，并通过他们争取蒋介石能尽早同意，以便使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尽快下山集中，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战火已直接烧到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的对日态度有所转变，对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的改编也有所松动。为了后方安全，蒋介石迫切希望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开赴前线。此时的叶挺重上战场的愿望更加强烈，他找到了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陈诚，表明自己愿意参加改编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而且建议将这批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继承铁军的光荣传统，尽快开赴前线对日作战。蒋介石迫于当时的战场形势，同时错误地估计了叶挺，以为叶挺能为其所用，在未征得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就急急忙忙地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正式通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没有料到蒋介石会如此快地任命自己为新四军军长，内心深感不安。由于此事还未来得及向中共中央汇报，并未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为此，叶挺从上海来到南京与博古、叶剑英接洽。
11月3日，叶挺前往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关于组建新四军等问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为他主持召开了欢迎大会。毛泽东致欢迎词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同志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则表示：“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11月9日，叶挺离开延安，12日到达武汉。11月13日，叶挺第一次以新四军军长的身份，向新闻界发表了谈话。随后，叶挺带着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改编的初步方案来到南京。11月21日，叶挺由叶剑英陪同，与蒋介石商谈改编事宜。蒋介石在新四军的隶属、编制、干部配备等问题上，均否定共产党的方案，并以延安所提新四军干部名单均为共产党员为由，挑拨叶挺与共产党的关系说：“你不是共产党，将来你有性命危险。”叶挺请拨军费，蒋介石不允。叶挺见蒋介石不以合作抗日为重，愤而向蒋介石提出辞职，蒋介石不得不在经费等问题上作出让步。11月下旬，叶挺由南京返回武汉，在汉口设立了新四军筹备处，为新四军的组建开始了艰苦不懈的努力。
皖南事变后，叶挺被羁押，周恩来多次寻找机会探视，陈诚也尽力给予方便
叶挺就任新四军军长后，往来于南京、武汉、延安之间，在国共两党之间折中疏通；利用与国民党军政要人的老关系，争取编制、经费、军械物资，交涉集结地点、开进路线；凭着以往的社会声望，四处奔走，多方联络，招兵买马，筹款购枪。叶挺还动员愿为抗战出力的国民党退役军官、无党派人士、医护工作者和文化人，参加新四军工作。擅长文墨的吴振邦，后来担任战地服务团团长的朱克靖，担任军医处处长的沈其震，都是追随叶挺来到新四军的。叶挺以其在香港、澳门和海外侨胞中的影响，广泛争取社会各界和侨胞的同情、支持，扩大了新四军在国内外的影响。其后，叶挺率领新四军健儿奋战在大江南北“整整打了两年多，大小1265战”，使新四军由初始的1万多人发展到10万人，为东进抗日，发展壮大，打开华中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叶挺曾被软禁在重庆歌乐山。陈诚在重庆见到叶挺，希望他能出任第六战区的副司令长官。可是，一心抗战并向往共产党的叶挺对此予以拒绝。
陈诚的旧部杨伯涛曾说：
陈诚素性好动，除勤劳治军之外，稍有暇时，即延揽名流，敬礼贤达。秉此一贯作风，陈认为叶挺将军是可以争取的对象，几次与叶恳谈，劝其附蒋，都遭到叶挺的拒绝。陈诚又向蒋汇报说，如果蒋能亲自召见，加以抚慰，可能使叶挺就范，蒋介石亦表同意。陈诚为了动叶以情，特派第六战区参谋长郭忏前往重庆劝叶，郭是保定军校六期学生，与叶挺素有交往。
1942年5月，郭忏至叶挺处说：“委员长极欲见兄一谈，特要我来迎候，请一道前往。”蒋介石见到叶挺时，先询问了叶在重庆休养的情况，又问及对皖南事变的看法和今后的打算。叶挺声明自己在皖南没错，请求释放在上饶集中营监禁的新四军干部，并恢复新四军这一支抗日部队，丝毫没有附蒋的态度。蒋、叶谈话，也没使叶挺有所转变。
1942年12月，陈诚为了打破这个僵局，遂报请蒋介石批准，最好将叶挺转移到恩施休养，得到蒋的许可。陈诚将这个决定告诉叶挺，陈诚的态度诚恳，叶挺慨然应允，借以解脱在重庆的禁锢生活。
当叶挺来到湖北恩施时，身在重庆的周恩来曾经多次寻找机会探视叶挺。1943年春天，有一批新闻记者将要前往恩施进行采访活动。于是，周恩来给陈诚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一位名叫陆诒的记者。周恩来还叮嘱陆诒到了恩施以后，如何争取见到幽禁中的叶挺。
陈诚接到周恩来的信以后，马上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准许陆诒面见叶挺。这在当时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出陈诚重感情的一面。
陈诚逝世，周恩来动情地说：陈辞修是爱国的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
从1949年陈诚离开大陆到1965年陈诚在台湾病逝，周恩来始终关注着陈诚在台湾的情况。陈诚到台湾以后，曾就任过蒋介石的副手，出任过“副总统”和“行政院长”。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一纲四目”的对台工作指示。“一纲”是：如果台湾可以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都可以按蒋介石和陈诚的意见研究解决。“四目”是：一、台湾回归祖国以后，除外交问题必须要由中央决定之外，其余军政和人事安排可根据台湾方面的意见办理；二、台湾如果建设费用不足，中央财政可以下拨；三、台湾的社会变革可根据台湾方面的意见研究拟定并付诸实施；四、大陆和台湾均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的团结之事。
1963年，周恩来请来与陈诚有旧的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张治中共同商议如何给陈诚写一封信，以便向陈诚转达毛泽东的几点指示。最后，傅作义、张治中两人以个人名义致函陈诚，期盼他能够顺应时代潮流，早日为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做出力所能及的工作。遗憾的是，就在傅作义、张治中两人的联名信送到台湾不久，陈诚身染重病。开始，陈诚只是严重腹泻，但很快被诊断为肝癌。
1965年2月下旬，陈诚的病情急转直下，国民党不得已在报上公布了陈诚的病况。3月3日清晨，陈诚终于从长久的昏迷之中清醒过来。他在床上依次把亲人打量一番，最后把目光投向了长子陈履安。此时，陈履安知道父亲的最后时刻为期不远，也明白父亲向他索要笔墨的意思。父亲显然要留下一份遗嘱！在场的陈家子女和医生护士，都悄悄退到屏风背后。当病房里只剩下长子陈履安时，陈诚才开始口授遗嘱：
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军民共此患难；
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这份言简意赅的遗嘱在陈诚去世以后公布出来，曾经引起一些人的质疑。因为在这份遗嘱中，陈诚竟然对当时流行的“反攻大陆”和“光复大陆”只字未提。究竟是陈诚病中的疏忽，还是他的成熟意见？不过，像陈诚这样一生处事谨慎、精明周到的政治人物，他亲口授人所记下的遗嘱，绝对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可诉诸纸面的。
陈诚当时病情严重，但是他的头脑是清醒的。对于退守台湾的国民党与隔海相望的共产党，陈诚显然有着自己的政治观点。陈诚病逝以后，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发表陈诚这份遗嘱之前，曾经征询过陈诚的夫人谭祥的意见：由于“陈副总统”的身份非同一般，所以他的遗嘱中不提“反共”和“反攻大陆”显然有违党国现在的宣传大计，最好对“陈副总统”的遗嘱进行一番修改才好！
可是，谭祥知道，陈诚的遗嘱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刻，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肺腑之言。谭祥对前来官邸征询意见的官员表示：“辞修的遗嘱如果一定要发表，就只能按照他生前的口授原件，如果感到这样公布不合时宜，也可以不发表。不过要发表就只能如此了！”后来，有人把谭祥的这一意见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尽管蒋介石对陈诚的遗嘱有所保留，但他最后还是批准：“照原件发表公布！”
周恩来获悉陈诚病逝的消息后，虽然没有在公开场合表示任何态度。但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周恩来前往上海迎接从海外归来的李宗仁时，在虹桥机场候机厅休息室里，面对陈毅、叶剑英以及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和一些著名民主人士，即席讲了一段颇有深意的话。其中，周恩来就讲到几个月前在台湾病逝的陈诚。周恩来十分动情地说：“陈辞修是爱国的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可惜他身体不好……他临终时留有遗嘱。台湾当局要修改发表，他夫人反对，说要动就不发表，要发表必须原文。”“陈辞修是爱国的人”，周恩来虽然只是一句话，却可为他们的黄埔情画上圆满的句号，同时也为陈诚盖棺论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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